「能夠成為這所憧憬已久的學校之一員，我感到非常幸福。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高的榮譽了。……。我們總是愉快的來上學，而外面的人當然也用欣羨的眼神望著我們。」
1913年，順利入學高等女學校的鍾腰涼，如此記述當時的心情。如今，華燈初上的街道，身著制服的女學生們成群穿梭於車水馬龍之間，卻沒有人對她們報以欣羨的眼神。因為，女性受教育，已經是一件自然而應該的事情了。 社會總在不著痕跡之中變遷，百餘年來，臺灣女性因受教機會的普及，與教育程度的提升，社經地位及思想觀念有了顯著的轉變。這一深層、巨大的變革，迄今依然持續影響著臺灣的就業市場、婚姻與人口結構。若要追本溯源，這一切與日治時期「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實有著不容忽視的關聯性。
日本領臺之初，隨著新式教育制度建立，女子教育正式納入學制系統。1896年各地「國語傳習所設立」時，即同時招收男女生就讀；翌年4月「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設立，更可說是臺灣女子教育制度建立的標竿。然而，在社會普遍不認同，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傳統觀念和纏腳等種種因素限制下，即使學校校長、老師們前來家中苦苦勸誘，願意送女兒上學的家長仍然少之又少，上學後因故輟學或退學的情形，更比比皆是。或許你不相信，及至日本領臺後10年，臺灣學齡女童的就學率依然只有2－3％，而當時男童的就學率已經達到15％了。
總督府面對女子就學不振，不斷思考各種改善的方法。例如帶領中上階層前往日本參觀女性就學、就業的情形，將女性健康、知性美的形象烙印在參觀者心中；或舉辦學校展覽，將女學生優秀的刺繡、造花等作品呈現在民眾眼前，以打破女子上學無用等偏見。終於，自1920年代起，逐漸開啟臺灣女性就學的風氣。及至終戰前夕，女子初等教育的學齡兒童在學率，已達到60%。
女子教育發展後，放足的女性日增，早婚的女性日減，而最顯著的影響則是「新女性」的崛起。她們有些投入各行各業，有些參與社會活動，即便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她們對自我的認知也已不同於以往。可惜的是，女子教育雖在日本統治下有所發展，卻也因殖民政策而受限。總督府一方面偏重初等與職業教育，一方面以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貞愛國的「大和撫子」為教育目的，使得女子教育的程度和內涵都大受限制。
影響所及，少數立於教育金字塔頂端的高等女學校學生，因此成為特殊的一群，她們創造了從文化教養、興趣、思想、運動等都有別於一般的「高女文化」。另一方面，也促成有志升學者，選擇留學接受專門教育的風氣。她們回臺後多持續在職場上發光發熱，其中不少還有著不亞於男性的表現，例如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女畫家陳進等，可說是現代職業婦女的先驅。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職業變遷與婦女地位〉，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近代史‧社會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頁101－137。
游鑑明，〈有關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的一些觀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期23（1992年6月），頁13－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