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治時期的女子教育

日治時期的女子小學

「能夠成為這所憧憬已久的學校之一員,我感到非常幸福。再也沒有比這個更高的榮譽了。……。我們總是愉快的來上學,而外面的人當然也用欣羨的眼神望著我們。」

1913年,順利入學高等女學校的鍾腰涼,如此記述當時的心情。如今,華燈初上的街道,身著制服的女學生們成群穿梭於車水馬龍之間,卻沒有人對她們報以欣羨的眼神。因為,女性受教育,已經是一件自然而應該的事情了。 社會總在不著痕跡之中變遷,百餘年來,臺灣女性因受教機會的普及,與教育程度的提升,社經地位及思想觀念有了顯著的轉變。這一深層、巨大的變革,迄今依然持續影響著臺灣的就業市場、婚姻與人口結構。若要追本溯源,這一切與日治時期「女子教育」制度的建立,實有著不容忽視的關聯性。

日本領臺之初,隨著新式教育制度建立,女子教育正式納入學制系統。1896年各地「國語傳習所設立」時,即同時招收男女生就讀;翌年4月「國語學校第一附屬學校女子分教場」設立,更可說是臺灣女子教育制度建立的標竿。然而,在社會普遍不認同,女子受教育的必要性、「男女七歲不同席」的傳統觀念和纏腳等種種因素限制下,即使學校校長、老師們前來家中苦苦勸誘,願意送女兒上學的家長仍然少之又少,上學後因故輟學或退學的情形,更比比皆是。或許你不相信,及至日本領臺後10年,臺灣學齡女童的就學率依然只有2-3%,而當時男童的就學率已經達到15%了。

總督府面對女子就學不振,不斷思考各種改善的方法。例如帶領中上階層前往日本參觀女性就學、就業的情形,將女性健康、知性美的形象烙印在參觀者心中;或舉辦學校展覽,將女學生優秀的刺繡、造花等作品呈現在民眾眼前,以打破女子上學無用等偏見。終於,自1920年代起,逐漸開啟臺灣女性就學的風氣。及至終戰前夕,女子初等教育的學齡兒童在學率,已達到60%。

女子教育發展後,放足的女性日增,早婚的女性日減,而最顯著的影響則是「新女性」的崛起。她們有些投入各行各業,有些參與社會活動,即便是留在家中相夫教子,她們對自我的認知也已不同於以往。可惜的是,女子教育雖在日本統治下有所發展,卻也因殖民政策而受限。總督府一方面偏重初等與職業教育,一方面以培養賢妻良母,和忠貞愛國的「大和撫子」為教育目的,使得女子教育的程度和內涵都大受限制。

影響所及,少數立於教育金字塔頂端的高等女學校學生,因此成為特殊的一群,她們創造了從文化教養、興趣、思想、運動等都有別於一般的「高女文化」。另一方面,也促成有志升學者,選擇留學接受專門教育的風氣。她們回臺後多持續在職場上發光發熱,其中不少還有著不亞於男性的表現,例如臺灣第一位女醫師蔡阿信、女畫家陳進等,可說是現代職業婦女的先驅。

洪郁如,《近代臺灣女性史――日本の植民統治と「新女性」の誕生》,東京:勁草書房,2001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臺灣的女子教育》,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8年。
游鑑明,〈日據時期的職業變遷與婦女地位〉,收入臺灣省文獻委員會編,《臺灣近代史‧社會篇》(南投:臺灣省文獻委員會,1995年),頁101-137。
游鑑明,〈有關日據時期臺灣女子教育的一些觀察〉,《臺灣史田野研究通訊》,期23(1992年6月),頁1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