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者蔡宏政的《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指出中華民國政府來臺初期，鼓勵民眾多多生育，累積人口好「反攻大陸」，因此一開始遷入臺灣的一百五十萬移民加上臺灣本土的六百萬移民並不被認為是問題，因為只要有「反攻大陸」的可能性，人口過多的問題自然不存在。
但隨著「反攻」的可執行度降低，人口的問題便隨之浮現。透過美援的介入，中華民國政府逐漸修改政策，從一開始的鼓勵生育，直到民國48年（1959）推動「孕前計畫」，由於政治因素，無法講明人口需要節育，而將人口問題導向衛生問題，進行非正式的節育計畫。也可從臺灣省長周至柔在1958年的發言「限制生育問題，省政府決不考慮」在1959年改為「人口增加的壓力，在在嚴重威脅我們所得的成果」看出人口增加問題刻不容緩。
婦女在家庭計畫中擔任了相當重要的角色。如1960年時，藉由孕前衛生教育的名義，省婦幼衛生研究所已開始派人主動探視婦女、教導間隔生育、避孕方法等；1964年10月省衛生處長則提出了「擴大推行台灣省家庭計畫五年方案」，希望在五年之中有六十萬婦女能夠裝置樂普避孕器；1965年時，經合會終於將家庭計畫列入四年經濟計劃中，可說是節孕政策在行政方獲得認同；1967年時開始推廣口服避孕藥，除了裝避孕器、吃避孕藥以外，1973年時，中華婦幼衛生協會開始補助低收入戶與原住民女性結紮，各縣市政府也運用社會福利基金補助結紮。
從上述政策看來，婦女在家庭計劃中雖有著重要的戰略地位，但家庭計劃僅針對女性，並無針對整個家庭的政策，同時也抹去男性應也是家庭計劃中需要被關注的角色。 政策的操作下，凸顯出家庭計劃僅是「民族繁衍」的一環，而「繁衍」與政策的連結正好表達了傳統觀念：懷孕是女人的事，這樣只關注女性身體的政策，直到1970年引入避孕套（保險套），才算是將男性也納入家庭計劃的體系中。另外，在1971年的口號中說到「兩個孩子恰恰好，男孩女孩一樣好」、「三三二一」（婚後三年生第一胎，過三年後再生第二胎），此時因為節育需求而打出了男女一樣好的口號，嘗試破除重男輕女的觀念，以免對於孩子性別的執著而影響政府的節育計劃。
家庭計劃持續至今已有許多改變，因為在1990、2000年代時出生率已經十分低，導致人口老化的現象產生，因而帶給年輕人經濟壓力，現今已不再提倡節育，反而較為鼓勵生育。
從1950年代至今，家庭計劃中最辛苦、同時也佔有最重要角色的婦女，從一開始的「民族繁衍」責任，逐漸轉向，不再被單純當作生育角色，「家庭計劃」不再是單純的生育、節育或「民族義務」，而是個人與家庭之間的生涯規劃。適孕年齡、產檢、經濟規劃等成為迎接新生命前的考量，孩子只能是單一性別的想法漸漸鬆綁，女性因為孩子性別不符合社會期待而遭責罵的情況，逐漸減少。同時，也出現父從母職、雙薪家庭等現象，總而言之，女性在家庭中有了更多主體性與自我表達，能與家人共同討論「家庭計劃」。
延伸閱讀：
蔡宏政，2007，〈台灣人口政策的歷史形構〉，《台灣社會學刊》第39期，頁65-106，臺灣社會學會。
國家發展檔案管理局：更迭變化的人口課題：永遠的挑戰-推行臺灣地區家庭計畫
民報：【那一年的這一天】1968年5月2日政院通過《台灣地區家庭計畫實施辦法》 正式推動家庭計畫
臺灣科技與社會研究學會：黃于玲，〈避孕科技、家庭計劃與性別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