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在進入1970年代之後，因國際局勢的動盪而引起國民黨政權的內部正統性危機，陸續有異議人士提出改革的提議與行動，而逐漸匯聚成為一股反對國民黨的勢力，礙於當時尚有黨禁無法組黨，這些非國民黨的異議者被稱為「黨外人士」。黨外人士起初透過有限的抗爭手段表達訴求，主要為創辦黨外雜誌以發表政治理念，以及參選公職進入體制內實踐改革，只是威權時代的國民黨政權不願輕易鬆綁政治箝制的力道，一再地對黨外人士政治迫害，小從查禁刊物開始，大至羅織罪名入獄，當局對黨外雜誌的不信任與壓迫終至於1979年發生美麗島事件。
事件發生後的隔年（1980年）3月，展開美麗島軍法審判，多名黨外人士被處以無期徒刑或10餘年的有期徒刑，頓時黨外勢力幾乎處於真空狀態，為了填補這個空缺，政治受難者家屬與辯護律師團便以「延續黨外香火」為訴求而投入選舉，其中女性受難者家屬以「代夫出征」為口號，被賦予了「悲苦的」、「堅忍的」、「殉難的」形象，代表人物則有姚嘉文之妻周清玉、張俊宏之妻許榮淑、高俊明之妻高李麗珍、林義雄之妻方素敏與其後的鄭南榕之妻葉菊蘭，構成台灣當代女性參政的一幅重要圖像。
根據當時的報導，在政見發表會的場合，只要這些女性參選人一登上台，不用多說什麼話或是語帶哽咽便能引起台下支持者的共鳴，是一項非常奏效的選舉策略，參選人通常都能高票當選而達到延續黨外運動所主張的理念。
根據現有的研究成果顯示出，當時以代夫出征為口號投入政治的女性參選人，通常會被支持者視為其先生的代理人角色，只是黨外運動得以不中斷的一個「器皿」而專注其在國家前途方面的政治主張，身為獨立女性的主體性則經常被忽視。但如果長遠來看部份女性參選人的政治生涯，則可發現在國與家的重擔與期許之外，也為自身所關注的議題所傾注力量。以周清玉為例，初期參政係以延續姚嘉文對國會全面改選等議題的主張，但在完成這個階段性任務之後，便回歸到己身的社工專業、社區經營與台語文議題等方面，另外，葉菊蘭後來也轉向對母語推廣、婦女權益等議題的關注，而逐漸擺脫「代夫」的形象，展現了自己的主體性。
延伸閱讀：
李淑君，〈黨外女性的他者敘述與自我敘述：民主與性別的歧異分析〉，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博士論文，2012。
羅書芹，〈從美麗島到太陽花：台灣社運女性參政者的跨時代比較〉，國立中山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18。
胡慧玲，《百年追求：臺灣民主運動的故事‧卷三，民主的浪潮》，新北：衛城，20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