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後台灣驗孕史

許多影視節目中,經常出現驗孕棒顯示「兩條線」的情節,亟欲求子的夫妻展現出欣喜若狂的興奮,但未成年的小情侶卻面色凝重,不知如何是好。無論是計畫還是意外,懷孕是人生一等一的大事,而用以檢驗的驗孕棒,在便利商店就能以幾百元輕易購入。作為醫療專業的驗孕技術,是如何成為今日如此「親民」的模樣呢? 現代西方醫學知識雖於清領時期與日治時期即引入台灣,不過早期只能透過觸診、聽診與肉眼進行觀察;儘管1920年代後期發展出生物妊娠試驗技術,但在徵狀不明顯的懷孕初期階段,醫學上的準確判定仍舊相當困難。再加上當時社會慣習影響,懷孕期間並不需要過多醫療介入,直至臨產時才由醫師、助產士或產婆協助接生。因此二戰後的婦女仍以「停經」 與自我身體感受等主觀意識作為確認懷孕的常用指標。

隨著1960年代政府的家庭計畫宣導,以及九年國民義務教育當中健康教育課程的實施,增加了婦女對於生理知識的了解。同時,傳統助產士的地位也逐漸被婦產科醫生所取代。而經濟條件與消費能力的提高,亦讓婦女更加願意主動前往醫療院所驗孕。1967年,在美援醫療的背景之下,臺大醫院開始採用自美國引進的「免疫學驗孕法」,紐約人口局也在隔年贈送大量Pregslide Test驗孕藥,透過台灣省政府衛生處積極發放予各省立醫院與衛生局,鼓勵民眾多加取用。技術的進步和簡化也大幅提高了驗孕的準確率與效率。

然而,即便免疫學驗孕法已是當時相對進步的技術,卻依然有其限制。該驗孕法於月經來潮後的兩週內無法準確驗出懷孕,須待經期結束超過兩週後,檢驗準確率才會開始提高。此項缺陷意外地提供了墮胎技術的興起空間,若在驗孕結果未明的情況下施行墮胎手術,將可規避墮胎罪名,如當時盛行的墮胎技術「月經規則術」,便成為一年施行高達三萬次的熱門墮胎手術。大量墮胎人次也意味著驗孕需求的提高,讓以往無心研發驗孕技術的醫藥界於1970年代中後期轉趨積極,於1980年代開始自行研發或引進國外的「家用驗孕劑」(如驗孕棒或驗孕片),一般使用者也可從藥房購買取得。隨著家用驗孕劑的普及,生產的醫療化越加明顯,反覆就診檢驗、遵循醫囑,似乎成了懷孕過程的必經之路。此舉雖提高了孕程的安全性,高度的醫療化卻也使得婦女更容易為懷孕而感到壓力。

延伸閱讀:

李貞德,〈台灣生理衛生教育中的性、生殖與性別(1945- 1968)〉,《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22期,臺北,2013,頁 65-125。
吳燕秋,〈避「罪」之道?─從月經規則術引進看 10 年代台灣墮胎史〉,《台灣社會研究季刊》87期,臺北,2012,頁103-172。
吳燕秋,〈眼見為真:戰後台灣婦女驗孕史(1945-1990s)〉,《女學學誌:婦女與性別研究》35期,臺北,2014,頁 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