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灣信仰佛教女性人口眾多，可分為出家或在家兩類。戰後臺灣比丘尼活躍於社會各領域，成為關注焦點，而戰前臺灣的佛教女性，以齋姑為主，這些佛教女性的生命歷程，十分引人注目，因而成為研究者的最佳素材。
齋姑是帶髮吃齋信佛修行的女性。清代法律對婦女出家的規定非常嚴格，年滿50歲者以上才能出家，因此，未滿50歲，有修行意願但不想違禁法令的女性，只能選擇在家帶髮修行。於是，一些未婚、孀居或殘疾的婦女，由於不便出家，又不能隨意進出或長期寄住佛寺，很多官宦或富商為了避免事端，多半會出資興建齋堂，供家族女性養老安居。此外，齋堂也收容社會上相同處境的弱勢女性，而一些身體孱弱，或是較為貧窮的孩子，也會被送到齋堂，祈求佛祖的庇佑，齋堂也扮演社會救濟的角色。
日治時期，臺灣的宗教環境大為改變，日本佛教傳入臺灣，一時之間佛教在臺灣蓬勃興盛。由於日本官方承認帶髮修行的齋姑，齋姑遂有了與尼眾平等的宗教身分，雖然有許多齋姑轉而皈依，但是大部分都維持原有的齋姑信仰形式。1920年代，由臺灣總督府主導的南瀛佛教會創立，經常舉辦講習會和發行佛教刊物；福建湧泉寺覺力禪師創建大湖法雲寺，特別針對女性講習和培訓，以及在臺灣文化協會啟蒙的影響下，許多齋姑將齋堂改為佛寺，或新創專屬尼寺，加入日本佛教系統，成為標榜新女性的現代專修道場。
新佛教女性自認對社會有改良的責任，直接挑戰受傳統儒家倫理意識影響的臺灣男性。這些充滿價值失落感的臺灣本地士紳，在彰化地區守舊派文人鼓勵之下，紛紛在媒體上撰文批評佛寺和齋堂「藏污納垢」，尤以性犯罪和自由戀愛為最，迫使部分新佛教女性轉而赴日本佛教高等學府深造，以求加深日本化來對抗臺灣傳統士紳的攻擊。
新佛教女性的榮景，隨著日本統治的結束，也告一段落。1949年後，大陸僧侶大批逃到臺灣，藉著傳戒特權壓制實際人口占較多數的出家女性。因此，不論是傳統齋姑，或是日本佛教化的新佛教女性，都必須參與新的傳戒活動，以及在頭上燒戒疤，否則中國佛教有權力撤銷其出家資格。
臺灣尼眾圓頂與否，成為用來衡量臺灣佛教正統化和現代化的指標，傳戒制度不僅強化僧俗界限，也排擠齋姑和其他過渡形式女性的宗教生活方式，於是齋姑逐漸失去宗教合法性。直至1970年代後，隨著臺灣社會的進步，多元價值觀開始落實，中國佛教會的獨霸時代才得以終結。此後，臺灣佛教快速發展，高學歷女性出家，或原有僧尼到國外深造求取更高的資歷和學養成為趨勢，學成歸國的佛教女性，則開始在臺灣社會嶄露頭角，戰後以來對佛教女性的發展限制，才算全然開放。
江燦騰，〈從齋姑到比丘尼：臺灣佛教女性出家的百年滄桑〉，《歷史月刊》，期105（1996年10月），頁22－32。
李玉珍，〈出家入世──戰後臺灣佛教女性僧侶生涯之變遷〉，收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編，《回顧老臺灣、展望新故鄉──臺灣社會文化變遷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系，2000年），頁409－441。
陳美華，〈另類典範──當代臺灣比丘尼的社會實踐〉，《佛學研究中心學報》，期7（2002年7月），頁295－34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