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妻為貨」—台灣的賣妻典妻、招夫養夫

當代台灣的法律與社會當中，對於婚姻家庭關係的規範與想像，以相互對等、一對一的單偶關係為主，但這樣的想像並非「傳統」，而是一種近代才有的發明。清代乃至於日治時期的台灣，我們可以在官衙的文書以及報章雜誌中，看到許多「以妻為貨」的敘述，丈夫或是夫家以妻子的身體跟生育作為一種買賣標的，進行賣妻典妻、招夫養夫的故事。

在清代台灣的各種土地或買賣契約中，可以看到一種史料是「賣妻契」。光緒17年（1891年），一個住在台灣中部名叫黃狗貳的男子，透過代筆人陳正順，留下了一紙賣妻的契約，因為家貧、久無生育，將他結縭十九年的妻子林于娘，以二十大員的金額嫁給張孝謹。在契約中還特別聲明「保此女果係狗貳憑媒聘娶林秋之女，並無拐帶他人情事，如是逃脫，貳自當跟尋送還」。除此之外，同治8年（1869年），也有一位名叫王運發的男子，立了一張招夫養夫字。在王運發所留下的契字裡面，因為家貧無子，「夫妻日夜計議，實無別法，欲保其貞節，一家數口難為無米之炊，惟有招夫養夫，庶為萬全」，於是幫同住四年，十分孝順的妻子秀涼招入了男子吳錦文為夫，約定不收聘金，但吳錦文每月應付月費二十元，且生的孩子祀奉兩家。

女性在過去的社會中一直是一種勞動力與貨物的附屬。出嫁的時候，夫家會準備聘金給娘家，作為得到勞動力與生產力的一種對價，而當丈夫家貧的時候，再度將女性的性或生產力，當作是一種貨品，轉賣給下一個男性。妻子可以出賣，也可以出典，「典」是一種約定期限較長的交易型態，典妻的內容可能有各種，但相較於「賣」，有約定屆至的期限，典妻期間所生的孩子，可能就會留在這個家中，而妻子在期限之後回歸本來的夫家。

在社會現實中，賣妻典妻的各種允諾跟糾紛，到最後時常會演變成各種「姦拐」的案件。在淡新檔案（清代台灣淡水廳、新竹縣及台北府城衙門的官衙紀錄）當中，有一個這樣的案子：光緒4年（1878年），名叫蔡玉的男子向衙門告了一狀，說鄰居潘鳳與妻子郭順涼密謀，姦拐妻子，他苦找了半個月才找到二人，卻被二人毒打一頓。但在後續的案件審理中，則出現潘鳳哥哥的證詞，說是蔡玉貪財，「縱使其妻郭順涼在城賣姦」。史料中沒有案件最後審理的結局，但在淡新檔案中，有不少類似如此，申報為「姦拐」案，但在內容中反覆提及丈夫「縱姦」在先的例子。

時代雖然向前，但在1902年的日日新報，可以看到一則「質妻新樣」，說了一個新竹何某因為沒有錢而典質妻室的故事。而1960年代著名作家王禎和的小說《嫁妝一牛車》，其實說的也是一個貧弱男子，假意不知妻子與隔壁男子的情事，謀求家庭和睦跟生活改善的故事。雖然這些女性在其中，可能也都有自主的意識跟決定，但獲取的利益，其實多半還是歸給了丈夫而非己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