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代，台灣經濟仰仗低技術、成本的勞力密集產業，以外銷導向進行了產業轉型；低廉的勞動力與品質優良的貨品，成為了國際理解我們的一張標籤。而在這樣的產業架構下，勞動力尤其重要，特別是扛下一家生計、肯吃苦的年輕女工；她們湧向各式加工廠，成為其中的小螺釘，撐起紡織、塑膠、成衣、玩具等產業，讓台灣終成生產王國。
然而，隨著時代變遷，勞工平均薪資上漲，「低廉勞動力」一詞之於台灣已成過往；吃重勞動力的加工產業與代工廠漸漸將眼光瞄準當時勞動力仍相對低廉的大陸與東南亞各國。直至1990年代，代工廠陸續將大部分產線遷出，轉往勞動力更低廉的所在；嘉隆成衣廠便是在這波遷出潮下而起的抗爭事件。
1992年6月，地處台北縣（現新北市）的板橋嘉隆成衣廠，由於資方預計遷廠，在工會成立的同時宣布關廠；員工頓失工作，所有青春付之一炬。董事長朱英龍不肯按照「勞動基準法」標準給付資遣費與歷年來積欠的加班費無助的員工四處投訴、陳情，卻都未得到資方回應，迫使女工們走上街頭，挺身抗爭。
抗爭分成兩階段，在勞工運動團體的介入下有不同的發展與結果。第一階段抗爭從6月10日工會成立開始，到7月17日資方讓步，發放第一期資遣費。但第二階段抗爭則因內部對目標達成的設定及手段有所不同而造成分裂，並由男性工運工作者取代女性成為領導階層。雖仍達成部分設定目標，但在工運史上評價兩極。
在那個女性平均教育程度相對不高，且是社會弱勢族群的年代，上街抗爭已是極為困難，以此為自己爭取應有的勞務報酬更是一件難事。嘉隆成衣廠的女工抗爭除了揭示了勞權問題，更表出了女性在工作場域的不受重視；除了薪資外，在這場抗爭中，更多人為的是爭一口氣，為了自己的工作尊嚴，不想成為被隨意扔棄的棄子。而在抗爭的過程中，女性也容易在社會眼光、家庭是非與生計中拉扯，認為自己不應再惹事生非，進而將自己推進更弱勢的境地；這樣的情形同時也讓我們看見，女性因著自己在社會上的地位相對低落，進而產生「自己沒有資格被重視」的自卑與自我貶抑。嘉隆成衣廠事件在當時是很大的抗爭運動，許多女性也承受著眾多輿論，但她們仍為自己，也同時為社會的進步爭取權益，著實勇敢萬分；她們的努力揭開了勞權、工作上性別不平等，更帶人們長久以往的社會體制對女性所造成的貶抑。這場早期的女工抗爭實有其重要的社會運動意義。
延伸閱讀：
顧燕翎，《台灣婦女運動：爭取性別平等的漫漫長路》，臺北：貓頭鷹，2020年。
李孟哲、羅興階，《朱教授老板的暑假作業》， 19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