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皺一池婦運水─《騷動》季刊(Stir, sisters, in revolt)(1996-1998)

這是一份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女性主義」刊物,誠如發刊辭所言,她要攪動被父權社會所規範的既有秩序,翻轉被異性戀體制所限制並本質化的各種身分與認同;繼承婦運性別革命的精神,卻又不自限於婦運團體機關報的格局;創造一個不迴避差異與衝突的開放論述空間。

《騷動》創刊號首要開刀的對象,即是喊得震天價響的「新好男人」。如果把分擔家務當作是新好男人的標準,自以為是「好心幫忙」女人,依賴的其實是傳統性別分工窠臼,這些男人骨子裡壓根認為「本來就不是我應該做的」。再者,以為在女性面前流淚示弱,就是新好男人,更是謬誤,憑什麼父權文化壓抑的男性情緒,要轉到私領域由女性消受?把「趴在女人肩膀上哭」當作是解放意義,那可真是得了便宜又賣乖。換句話說,所謂「新好男人」,是父權社會裡一群「說得比唱得好聽」的假解放男性。

《騷動》既然要創造一個多元女性主義的對話空間,那麼「姊妹鬩墻」在所難免。婦運到底是哪些女人的婦運?從事婦運工作多年的團體,一直沒有把家庭主婦納入組織動員的考慮,在於總覺得她們所在立場與所選擇的角色是錯誤的,沒辦法一起合作,但又不願意站在女性主義的立場去否定她們。偏偏家庭主婦面對的父權,是最直接、最難以撼動的位置,難道女性主義要捨棄這些姊妹不成?那還談什麼解放女性?已婚婦女運動者蘇芊玲,則深刻體認到「堅持女性主義必須肯定生活中的女人,改革的力量不在別處,就在這裡。」

沒錯,想解放女人,得先瞭解不同女人的處境,傾聽她們的聲音,而女性主義啟蒙論述的麻煩,就在於呼籲女人覺醒反抗父權壓迫時,往往陷入所謂「責備受害者」論述,忽略女人所認同的生活經驗背後承載的文化意義。

舉例來說,主流女性主義者認為整型、塑身的女性逃脫不了父權「美貌神話」的暴政,可是,當一個女人這樣做時,修補的不只是她的臉,還有她的女性認同。張君玫便直指,可怕的是,這種認同來自根深蒂固的父權文化,因為只要她一出門就擺脫不了被觀看的事實。要這些女人選擇跳出女性認同,猶如脫掉一件衣服那樣簡單的話,女人老早就被解放了。

那麼婦運到底是不是菁英中產階級的運動?看見原住民婦女的需求與處境,向公娼姊妹學習反污名的抗爭精神,修正路線是必要的,姊妹情誼也不可一日棄守。短短五期,火藥威力卻足以外打父權體制,內轟女性主義,在開放的衝突中,卻又有不失誠懇的對話──這就是《騷動》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