票據法在1929年立法的時候，對於開空頭支票或跳票的行為還沒有刑罰的規定，而是對發票人科以罰金，到了1960年的票據法修法，才開始加上自由刑的規定，甚至在1970年代間兩度修法加重自由刑的刑度。只可惜這樣的修法方向並沒有降低「空頭支票」的出現，反而是造成地檢署偵查起訴、法院確定有罪的總人數中，有高達六成都是支票犯，監獄人滿為患的窘況。而在台灣特殊的家庭式中小企業經濟型態下，有不少票據犯是為了丈夫或是伴侶背起債務跟刑責的女性。
「郎君玩票觸國法‧妾身繫獄鐵窗寒」這是1983年一則聯合報的新聞標題，說的是中秋佳節將至，卻有不少女性票據犯為了婚姻家庭，擔任丈夫或是伴侶的支票人頭，最終因為支票跳票而在獄中無法回家。該則報導中甚至還提到一位女性：身為小三的她已經為了男人服刑6年多，在票據法對於跳票行為連續處罰的情況下，她總共被判刑17年多，還有11年的牢獄生活要過；反觀真正開票的男人，雖然也因為跳票入獄，刑期卻只有三年多，早已出獄回到原配的身旁生活。
當時財政部也因此開始研擬修法，召開票據法修法座談會，研擬是否該刪除票據法中的自由刑規定。對於一些女性因為丈夫的生意，背上幾年的刑罰，入監的時候子女無人照料，孩子只能跟著媽媽入獄，一起在獄中生活的案例，當時的大法官楊建華在座談會上痛批，「這豈是刑法的目的？」翻開立法院公報，當時也有立法委員針對票據法的刑罰規定提出質詢。1984年，立委蔡辰洋就在書面質詢稿當中要求財政部儘速修改票據法，除了點出法越罰越重，但在政府統計上跳票的張數跟金額卻也是越來越高，顯見重刑招致的根本就是反效果，也點出了實施下去的性別不平等：「許多做丈夫的常利用太太名義開戶，結果支票退票，真正行為人不去坐牢，卻由太太坐牢。目前，監獄中絕大多數女性犯人均屬票據犯，有的大腹便便，獄中產子…有的拋下嗷嗷待哺，乏人照顧的年幼子女，滋生更多社會問題。」
問題重重的票據法，最終在1986年修正，讓刑罰規定在當年度落日不再適用，而在此前因為票據法規定而入獄的票據犯，則在1987年可以重獲自由。「女性票據犯」的這段歷史凸顯的是，法律條文雖然沒有對於處罰的對象有性別之分，然而在不平等的父權社會中施行，卻造成了有顯著性別差異的效果。
延伸閱讀：
立法院
1984〈院會紀錄：蔡辰洋質詢〉，《立法院公報》，73:43：185-191。
立法院秘書處
1986《法律案專輯：票據法修正案》。台北：立法院秘書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