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護、情緒支持、陪伴等柔性工作，在資本主義產能導向的思維裡，屬於價值不受肯定的「再生產勞動」，是沒有帳目上產量的後勤工作，因此勞動市場中照護工作普遍低薪、低社會地位。而傳統性別分工將照護工作歸於女性，更在家庭系統內，形塑了女性成員理所當然應無償負擔照護責任的想像，也就是所謂的母職（motherhood）。母職影響著個別女性進入勞動市場，必須兼顧家庭及工作，又在產業結構層次影響著勞務的性別化分工。
女性與照護工作的刻板連結，形成女性勞工的多重困境，然而，在全球資本時代，卻開啟女性以「社福移工」身分跨國遷徙的機會。隨著第一世界國家職場性別比逐漸拉近，家務卻未重新分配，因此產生大量照護工作的職缺，依勞動部統計，台灣「社福移工」包含看護及家庭幫傭，從2001年至今維持著98%以上生理女性的比例。發展中國家女性前往第一世界國家擔任家務移工，發展中國家的鄉村女性前往都會擔任家務移工，這樣一層一層照護勞務外包的現象，屬於國際分工時代的一環，學者Hochschild（2000）借用食物鏈的比喻稱為「全球保母鏈」（global nanny chain）。
台灣身為一個亞洲新興工業國家， 自1992年開放社福移工 ，許多中產雙薪家庭僱用外籍家庭幫傭，其勞雇關係有別於「有色女傭vs.白人女主人」的傳統圖像，權力關係更幽微。一名在台的家庭幫傭，可能在雅加達是女主人，同時身兼雇主及移工的雙重身分，共享的經驗帶來模糊的界線。而普遍具高學歷、流利英文能力的菲律賓籍家務移工，可能兼任小孩英文家教，曾是職業婦女卻為家庭選擇出國幫傭的自身經驗，也可能與台灣女主人產生共鳴，女人在父權社會面對類似的家庭與職場交織性壓迫。這些權力關係流動、模糊的情形，都擾動了傳統家務移工的勞雇關係。
普遍而言，女主人是家務移工的主要勞動管理者，男主人則相對不介入，呈現出女性勞動率提高並不必然帶來家務性別平等化。基於母職想像的社會責難，認為女主人無法身兼家庭與工作才需要聘雇家務移工，許多女性也將社會責難內化，認為「這本來應該是我的工作」而全權對家務移工負責，甚至自掏腰包支付薪資。因此，母職家務工作如何在女主人及女幫傭之間分配至關重要，比如涉及高度親密性的照護工作歸於女主人、瑣碎例行性的照顧工作歸於家務移工，這樣的分工，不僅維持為主人與幫傭的界線，也是身為職業婦女的女主人回應社會母職責難的方式。
藍佩嘉，《跨國灰姑娘》，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五版，2016。
藍佩嘉，〈階層化的他者：家務移工的招募、訓練與種族化〉，《臺灣社會學刊》34期，2005，頁1-57。
stoi087163，〈從數據中看在台移工現況〉，發表於網誌「生活記事」，2019/03/27，檢自：https://www.google.com.tw/amp/s/stoi087163.wordpress.com/2019/03/27/taiwan-migrant-worker-data/amp/
《爸媽不在家Ilo Ilo》，陳哲藝導演，2013，劇情片，100min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