優生保健法制定於1984年7月9日，經過1999年第1次修正後，日前的修正草案又引發了廣泛的討論。法律的制定和修正，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價值觀與國家政策。無論是從1984年通過的版本，或日前引發爭議的修正草案，都可以發現，除了國家政策之外，還有許多不同的力量同時在立法／修法的場域運作，意圖透過規範的制定，將手伸入女人的子宮。 在優生保健法通過之前，因為墮胎在臺灣的刑法中屬於犯罪行為，因此有墮胎需求的女性只能冒著極大的風險，私下尋求密醫幫助。優生保健法的制定，是為了因應「強國強種」的國策，以及控制人口持續成長的壓力。在當時的臺灣社會，資訊並不流通，言論更不如今日眾聲齊放，因此雖然人工流產、結紮等議題在其他國家爭議極大，但本法制定的過程卻十分平和，而且在女性團體的遊說下，對於人工流產採取相對較為開放的態度。最明顯的例子是，現行條文第9條第6款，幾乎是一個包山包海的規定：「因懷孕或生產將影響其心理健康或家庭生活者」得自願施行人工流產。但同時，本法中的配偶同意權條款，也反映了父權的價值觀。 2006年的生育保健法草案爭議，主要是因為由部分宗教團體組成的「尊重生命大聯盟」，主張應該在本法中納入「強制思考期」與「強制諮商」的規定。從這個聯盟的名稱似乎可以認為，「Pro-life v.s. Pro-choice」的戰火，終於延燒至臺灣，但真的是這樣嗎？ 將女性團體定位為pro-choice，而將部分宗教團體定位為pro-life，事實上就是將墮胎女性與女性團體犯罪化、污名化，因為「生命」與「選擇」並不必然對立，而是交錯的。其實，姑且不論強制思考與強制諮商條款，無視於女人實際上的生命經驗，並將女人弱智化，它背後唯一的目的，就是想要禁止墮胎，因此，這些條款並不如倡議者所宣稱的那樣中性──「幫助女人做決定，讓懷胎的婦女對自己和胎兒負責任。」 反墮胎論述背後，除了「胚胎是人」的假設外，更隱諱的意圖，恐怕是在少子化的今日，減少墮胎以鼓勵生育。但是，如果立法者希望有效減少墮胎率、提高生育率，真正有效的方式，應該是落實校園內的性教育（而非一味要求守貞），並且建立良善的福利與照護制度，促進性別的實質平等，在這樣一個對於女人、母親、兒童友善的環境中，才能有效減少不安全的墮胎，讓女性樂於生育。而禁止墮胎。
如果對於墮胎增加種種限制，只會逼迫女性（尤其是青少女）退回「前優生保健法」時期，不但無法減少墮胎、促進生育，反而會使女性的處境更加艱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