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有一個年代，許多母親會接下工廠的雜工貼補家用，無論是摺紙盒、裝聖誕小燈泡抑或是將細小的零件簡單組裝。一個人做無聊，便拉著鄰居姊妹一起到某個人家裡屋前的埕上邊聊邊做事，甚至要一邊照顧孩子；有些年紀稍長的孩子，便跟著母親一起做代工——這是1970年代「客廳即工廠」的縮影，台灣自1960年代始，面臨產業轉型，由農業逐漸轉為輕工業社會。不需要大型廠房、機具與特殊技術背景的輕工業，是以大量勞力支撐起的一種工業型態；在國家政策鼓勵與需求提高的前提下，這些零碎的工作便以「代工」的型態外包到了各個家庭中，進而衍生出了「家庭代工」。
傳統社會下的家庭分工以「男主外，女主內」為依歸，在仍以農業為主的時代，男性外出農耕，家事與簡易農活則由女性攬括；而當這樣的家庭分工面對轉型時，相較於需要外出工作的男性，女性則能在家顧孩子、做家事之餘做些簡單手工，進而成為家庭代工的最大生力軍。 時任台灣省主席的謝東閔為了提升輕工業動能，提出「客廳即工廠」、「一金兩箱」（一金意指裁縫機）等標語，由此也可看出，原先女性運用於居家勞動的裁縫技術，進而轉變為可支撐起一個時代經濟的產業技能；同時也意味著女性即使在家庭也有改善家庭生計的能力，讓女性不再被視為無生產力的族群。
台灣走過加工出口、客廳即工廠、經濟起飛等歲月；在機械日新月異，能容納更多製程與工序，以及女性投入就業市場的比例提高，且因外包與家庭代工的工作不穩定性，也讓人們漸漸不再承接相關的手工的此刻，家庭代工早已式微。但，非典型勞動仍以其他方式出現，或許在衣食豐足的當代，更應該重視的是隨處可見的非典型勞動者的勞動權益。
延伸閱讀：
丁穩勝，《資本主義計件外包生產制：家庭代工、勞動控制與性別宰制意函的政治經濟學批判分析》，國立政治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0。
謝國雄，1992〈隱形工廠：臺灣的外包點與家庭代工〉，台灣社會研究季刊13：P137-160。
林裕柏，《外包工作關係之研究-以彰化社頭製襪業為例》，中國文化大學勞工研究所碩士學位論文，2002。
